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。“女童保护”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，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，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、教育部门、司法部门越来越多，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。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，她感到无力，“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，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、专业团队来做”。

《沪浙打通首条省界“断头路” 通勤缩短到3分钟》“我要杀人了!”1月3日22时许，河北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建安刑警队接到报警电话。民警赶到报警人李某家中时，发现血案已经酿成。民警事后了解到，李某一直怀疑自己的妻子出轨，还在家中安装了窃听器。案发当日他发现妻子与一名陌生男子在一起，一怒之下将这名男子杀死。